作者：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怀杰

  突发性公共事件，是现代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大目标的建议》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努力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其中重点包括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明显地增强”。

  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不仅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信息技术，也是一种思维、资源和能力。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如何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效能，进行科学决策、思想引导和精准施策，是当前面临的新课题。为此，基于大数据的诸多优势，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疫情防控的“五大治理”。

  运用大数据实施数据治理，促进疫情防控治理网络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数据治理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分析、决策和监督反馈的治理过程，强调让数据更好服务于政府管理、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在大数据时代，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正在发生变革，如社会构成复杂化、权力机制扁平化、社会治理多元化等。实施数据治理要推动政府运行在风险防控、议题设置、调查研究、运行机制、政策制定、监督反馈等方面日益数据化、网络性和科学化，建立一套基于数据运行的可记录、透明化、规范性的原则、标准和机制，有力提升政府对各类疫情防控风险的感知、追踪、定位、预测和防范能力。对当前疫情防控而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优势，进行精准空间定位和特定人群界定。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树立大数据思维，建立大数据支撑的辅助决策系统，创新治理流程和制度规范，提升疫情防控数据治理能力。

  运用大数据实施整体性治理，提升疫情防控把控能力和科学决策力。整体性治理是指尽可能多地占有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各方面大数据信息，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根据数据共享中心，实现信息共享、分工协作、协商协同的系统性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方法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一方面要创新数据型治理制度，构建数据驱动型治理流程，尽可能多地占有信息，系统性整合各要素，打破各部门的“数据孤岛”，实现对疫情防控的全面、客观的感知和认识，为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决策提供实证支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个人之间建立数据共享的一体化平台，建立疫情防控中利用大数据“采集——分析——反馈”的制度规范，确保和增强行政运行效率；构建政府数据采集的标准，建设统一的政府大数据中心，推进数字化疫情防控治理体系完善与治理能力提升，以此来实现整体把握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疫情防控治理能力。

  运用大数据实施精准治理，提升应对疫情防控的态势感知力、资源匹配供给力和差异化服务能力。精准性治理是基于问题导向的群体识别、需求识别、问题分类和反馈感知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治理。现代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社会不同个体或群体问题、利益和动态需求，需要运用大数据优势利用客观数据甄别、筛选、分析和形势研判。为此，一方面需要运用大数据平台对问题、需求、措施成效等进行精准定位与感知，以此作为人财物等资源精准配置的参考；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群体、社区或个人的需要，精准制定差异化、个性化应对措施，既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又能在应急处置中激发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减少治理成本，增强治理效能，提升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和信赖度。

  运用大数据实施参与式治理，提升疫情防控的协同治理能力。参与式治理是指疫情防控的各攸关方进行信息沟通、意见交流、积极服从等参与问题解决的协商治理过程，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和信任度。面对疫情防控事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优势，促进政府与社会、企业、个体之间的协同，实施一元主导、多元参与的参与式治理机制，提升政府主导下的协同治理能力。为此，要做好疫情防控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的数字化信息和流程管理，开展信息互动沟通，做好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措施成效反馈的双向互动治理工作，构建多方参与、平等互动、友好协商和服从大局的多元治理模式，减少政策执行思想障碍和人为阻力，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从而有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效能。

  运用大数据实施濡化治理，提升疫情防控价值共识与凝聚力。濡化治理是一种“软治理”，是一种以道德与价值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治理，是一种道德意识、社会制度规范和主流价值观转化为个体责任意识、使命意识的个体社会化过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既需要大数据技术上的支持，也需要新时代公民的大局意识与担当意识。为此，对当前疫情防控而言，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伦理蕴涵着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价值。面对现代社会网络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等现状，大数据治理更要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理念，重视人民至上的实践原则，运用大数据分析社会热点事件，精准把握人的问题需求、情绪变化、价值偏差、舆论舆情走势等，进而实施针对性的思想引导和有效措施供给。另一方面，网络是一张 “晴雨表”，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类谣言、假消息、偏面看法往往在互联网空间出现，运用大数据能够动态感知各类谣言或虚假信息的传播与关注度，以及不同群体或个人社交网络媒体的问题与诉求，以此为基础，政府需要及时作出互动性回应和正面性价值引导，以主流核心价值的各类网络文化作品，展现和传播抗击疫情的伟大精神，使每位公民都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自觉服从政府和国家实施的管理规定与制度，才能服从大局，团结一心，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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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